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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题： J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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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2009年5月25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组织了一次青年导师会议。
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我的讲话记录。
给我的题目是科学精神与学术规范。我想不用这个题目，因为这些事情讲不好的话就是一堆空话。我跟大家的年纪差得比较多，现在到了关山门的阶段。今年、明年研究生基本毕业了，底下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今天正是一个机会来回想一下。我写了三页纸的提纲，但是说起来可能比较随便。

首先，我相对于各位有局限性。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高等教育的人，最高学历是大学本科毕业，没有学位，白丁一个。这是我所处的时代造成的。我在大学物理系受过三年正规教育，当过两年研究生，没有当完，算研究生肄业。我的工作范围是自然科学里的理论科学、数理科学的一些角落。我是不做实验的人。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几度做实验，甚至做工程，但总的说是一个做理论的人、玩计算机和做数学式子的人。这样，对于各位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我知道在座各位有人文、生物、医学各个方面的人，所以我讲的事情可能对大家带有特殊性。另外，我说的是个人观点，不能保证跟教育部的现行政策和学校的现行规定完全一致。

先谈教育。教育是人类社会非常特殊的现象，这跟其他动物区别很大。每一个时代的人类把自己在各方面学习创造得到的东西、认识到的东西，有些是很抽象的，传给下一人。一代一代人进步得非常之快。这是动物世界完全跟不上的。动物也能学会一些东西。动物行为科学有研究成果证实，一些黑猩猩群学会了其他群没有的东西，比如在浅水的地方找那些带根的植物，把它拔起来洗一洗再吃。这个不是所有黑猩猩都会的。有的群学会了以后慢慢传开。但是这种事情在他们的进化阶段跟人类完全没法比拟。我们的教育活动在每个现代人的生活里要占几十年，义务教育9年，到高中毕业12年，加上本科4年是16年，再来5年的硕博连读是21年。我还没提特殊的学科如医学，他们的本科长，研究生阶段也长。

另外有一些人是毕生在教育岗位上的，在座的各位就是。我自己虽然在科学院呆了很多年，但也是教书的，中国科技大学一成立就在那里教过书。教育活动对人类非常重要，在从事教育活动里的大学、特别是国家最好的几所大学，那真是神圣的殿堂。在现在的社会里头，大多数重要的人物除了极个别的一般都经过大学这个阶段。你们看现在的中央领导哪个没上过大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学在社会上地位非常特殊，他应当保持一种神圣性，一种神圣的特殊性。作为大学老师，在这样
一个社会转型期，不管你教什么、讲什么，都要有自己的操守。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不是! 有一些话是翻译错了的，所谓“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翻译的错误。查查德文原文，精通德文的人都不易找到合适的中文词。1950年代，张仲实翻译成“一切存在的都是理性的”，还稍为接近原意。不是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正是因为存在的不都是合理的，才需要有革命、有改革，需要从事教育。

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想过这件事没有。在座的各位不一定都学过教育学。我倒是学过。我在中学是学生干部，当时团中央的书记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下去了，上来的书记是胡耀邦。他当时很年轻。1950年代初，他做了团中央书记。团的工作一下变得非常活跃。他提倡所有学生干部都要学点教育学、逻辑学、心理学，这样才能做好工作。于是我们就去买书自己看。我看的是凯洛夫《教育学》。凯洛夫做过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从事过教育事业。他的书是1950年代国内师范大学的标准教科书。可能我现在讲的教育学未必跟如今的教育学一致。凯洛夫《教育学》说我们教给学生的是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件事。知识不用解释。学生还应该有点技能，比方说，现在学计算机就是一种技能，即使你不是计算机专业的。还有一种东西是熟练技巧，就是你在自己的本行里做得非常熟练的东西。我是做理论物理的。我对有些研究生在黑板上讲点东西的时候要拿个纸片，对着纸片往黑板上抄，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舒服。你在干这件事，你这几年就研究这个问题，你就应该滚瓜烂熟。遇见方程、积分，动不动就得去查书、查手册，怎么能做出好东西来！在你做的狭窄领域里，你必须非常熟练，有些本事要变成你的熟练技巧。我觉得不管怎么讲，现在这三条还是有的。但是，对于培养研究生而言还得多一些，接下来我会慢慢说。因为研究生是给这个社会培养最高层次人才的。现在读研究生的，各有各的目的。这在当前的社会是很自然的，包括现在许多研究生是为了解决就业困难。他不是把研究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这个问题有它的现实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自己的学科方向能够培养一些非常高层次的、非常有作为的人。所以对研究生应该特别一点，他们应该比刚才讲的那三点还多做一些。

培养研究生与普通教育比，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批量生产和手工作业。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学校在批量地生产硕士和博士，这就带来新的问题。当然，这里可能有社会的要求，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我这里要讲的还是比较带手工性质的。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培养高层人才都带有很强的手工作业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3章讲机器和大工业时说过：最早的机器是手工师傅摳出来的，一直发展到用机器生产机器，大工业才站到在自己的立足点上。实际上电子计算机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最早的电子计算机也是手工做出来的，把真空管，电阻、电容用烙铁焊接起来。现在的一个PC机、一台笔记本计算机放在1950年代可能这个舞台都放不下，但那都是手工做出来的。现在的计算机的生产完全由计算机在控制。芯片的布线设计，人就做不了。

马克思当年在分析机器怎么出来的时候专门讲了手工业的师傅，原文是“这一类劳动者的职业带有半艺术的性质，所以, 他们的人数的增加, 是不能急致，而只可缓图的”。就是说，精巧的手工业师傅不可能在社会上一下出很多，只可能慢慢地培养。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人才的，到现在其培养方式都带有这一性质。他们只能一个一个培养出来，不可能急就。至少我目前还在感受这件事，而且我怀疑将来也不可能做到批量生产。你可以开训练班，批量生产画匠，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培养出国家级的画家。少数名画家是自己冒出来的，许多大画家是老画家带出来的。像齐白石，好多知名的画家如娄师白、李苦禅、李可染，都在他身边学习过。我们培养学生也带有这种性质。不过既然是手工业，就非常之不拘一格，不是一刀切;一个老师、一种行业、一种风格。所以从教育部讲不能一刀切，从学校讲不能一刀切，两头都得照顾着。我们有批量生产的一面，但还是希望能培养出不多的一些人，这些人对国家将有很大的贡献。像复旦大学，要成为非常强的学校，必须得有这样一批非常强的人，非常特别的人。当然也不一定完全由我们自己培养，可以从其它地方争取来。

研究生不是学生，是研究人员；硕士生是初级研究人员，博士生是中级研究人员。这个话不是我的，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老所长，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讲的。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彭先生就强调：研究生不是学生，而是研究人员。理论物理研究所是全国很少有的单位，它不设初级职称，但是有许多研究生和博士后。如果你统计一下，这个研究所发表的文章，研究生和博士后是主力军。所以我觉得，不要把研究生当作一个学生，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做研究的人。


请导师们想一下，我们讲大课，听大课的学生我们基本记不住，除了个别常提问的。但是你带过的研究生，应该基本上都记得。当然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带的研究生非常之多，同时带几十个。反正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同时带那么多学生。为了今天的演讲我做了个统计。我的经历有些四不象，1963我年当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当了15年，因为中间有文化大革命。1978年一下将我提拔成研究员，越过了副研究员的级别。春天提升到教授，夏天就去招学生。我们非常认真，笔试过滤了一下，然后把所有通过笔试的人都集中到河北廊坊，在那里口试面试，录取了一批学生。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开始带学生，包括现在还在跟我工作没有毕业的人，我加了一下总共是45个人，这就是31年来同我工作过的总人数。其中获得硕士学位的12人，获得博士学位的18人，没有做完就出国的有10个人，其中至少有5人后来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仍然在学的有5人。这5个人中有一个不完全是我的学生。作为一种过度，我请了一位年轻的老师帮我带，这是一种双保险。也就是说31年，一共有45个人跟我工作过，这些人的名字我都记得，至少有半数以上仍然保持着联系，有一些还成为长期的朋友。

我的学生没有成为我的合作者的。我自己对此有深切感受。现在相当多的佼佼者都出去了。我跟美国朋友说，我是你们的预备学校的老师，我培养人，给他们写推荐信送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情况现在有些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个变化的程度我看要取决于大学的环境、教育和科学政策等等，不完全是待遇问题。要容得做基础研究的人在这个环境里发展，你才能真正吸引人。我有时候跟前辈比，比如跟唐敖庆，他做过基金委主任，是我国量子化学的奠基人。他的弟子成为院士的可能有7、8个人。等到我们带学生的时候，到了国家开放的时代，就像缺了口的木桶，培养的人冒了尖就从桶沿上流出去了。这种事情不只我们面临着，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全球化之下没有办法把自己封起来，没办法给每一个出去的年轻人拴一根绳揪着，到时候要他回来就回来。一切都得靠吸引才行。当然，现在这一情况也逐步在变。

带研究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同研究生一起工作3年、5年甚至8年。你跟自己的子女密切相处都没有那么长时间。现在社会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用年轻人的说法叫做“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选择非常之多，不必非要选择做研究这条道路。但是，我还要说，总有一些立志科学的年轻人，国家也需要一批愿意献身科学研究的人。

学生来了之后，要先过一个研究关。这个“研究关”是什么呢？就是要改变心理状态，从学习状态变成研究状态。这个改变并不容易。一个学生想的是要学好，把试考好，做出来的答案跟标准一样，那就很好了。但是做研究的人完全不能这样想。老师给你划了一个研究范围，一个大圈，一个方向，你在这里工作。你一旦进到这个方向，就要自己找问题，想出做什么。一个研究生的博士论文，要求有创新之处，现在导师还得签字确认有创新。这其实是做研究的关键之处。由于你的研究，整个人类增加了这么一点无穷小的新知识。作出新知识这条不容易。我们绝大多数有教授头衔的人，都做过这样的创新，否则你现在坐不到这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创新，是人类知识长河中的一滴水，将来会完全看不出来。包括我自己，我不相信在一两百年以后，人们还会提到我在这几十年做的工作。专门研究科学史的某个具体行道时，能提到一下就不错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像爱因斯坦，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方程，人类在一千年以后还在用。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从事民间口头文学研究的人知道一种现象，就是把很多事情都算到一个人身上。维吾尔族的智慧故事集中到阿凡提身上。中国的清官事迹大都和包公相联系。科学史家去研究一下就会发现牛顿方程也好，爱因斯坦方程也好，都是代表一个时期很多人的工作，他们集其大成而已。这就回到了我开头说的人类的教育现象。研究和教育，整个说来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是有一些人成为突出的代表。但是作为年轻人，刚进入研究领域的人，你得有点雄心壮志，你得想办法创新，做点尽可能留得下来的工作。我自己从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到现在，总是注意能够提到我的同事、比较年轻的同事谁做了什么贡献。我还想提一下，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愿意引用外国人而不引用自己的同胞。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中国人需要互相支持。台湾有个《中国物理杂志》，和我们的《物理学报》原是同根生。过去有一个时期，《中国物理杂志》的引用比《物理学报》好。原因是多重的，许多台湾学者在海外学习工作过，国际联系比较广，另外他们也是更为互相支持的。我们有时候就不行。可能我说得太远了。

我想强调的是“新”。由于你选择了做研究，干了一辈子，留下了一点“新”。一般说来，这点“新”除了小同行以外别人都不知道。这也非常之难，所以我常讲，作一个优等学生是容易的，作一个中等的研究人员，有所贡献是不容易的。大家回想一下自己的贡献就会明白。所以我们要让选择研究道路的学生明白这件事。他要改变整个态度，他的目的不是学习新知识而是真正的创新，做点新结果出来。但是要想做出新结果首先要能发现问题，有一些问题是老师帮助你提的，有一些是你自己发现的，所以我们在带学生的时候要想办法慢慢熏陶学生。有些学生毕业了也到达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有些学生，比如我有几个比较好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就不是我提的，是在我的大圈里他们自己提出来、想到、做出来的。作为博士生，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对好的博士生说过这样的话：在你答辩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你做的这个问题上，你应当是全世界知道得最深的人，没有别人能跟你比，你才真是个博士。我想这是比较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我们的一些同龄人是做到了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一位现已退休的副所长，改革开放后才出国拿了个博士，算是“范进中举”。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等离子体里的涡旋，那时国际会议就曾请他做综述报告。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博士生，应当提出这个要求: 当你做出博士论文的时候，你应当是这个问题上知道得最深的人。这不是每个博士都能做到的。这要求有一点儿高。

我想起李政道先生的一段话，不是原文，而是大意。那是在1984年到1986年，李先生协助把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建立起来。建立这一制度的关键在于说服邓小平。所以他好几次见邓小平解释博士后制度，讲什么是大学生，什么是博士，什么是博士后。他这段话的大意是：大学生学完几门功课，做出跟标准答案一致的习题和考卷就很好了；研究生在老师建议的方向和范围里头，独立做出别人，包括老师都不知道的新结果，老师请几个同行教授审阅，大家都找不出问题来，认为结果是对的，有创新内容，他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了；博士后则要自己找到方向和题目，把新结果做出来，这才能达到真正独立进行研究的地步。这些话当然不是绝对的，但这里三个层次还是分明的。研究生是在一定的方向——这个方向也许是老师帮他指明的，在一定的问题上找到新结果，这个新结果是连老师都不知道的。虽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做到这个程度。但这个概念、这种想法要让学生知道。

我们做老师的应该向研究生学习。实际上很多知识，特别是在新的方向、新的领域，有时候我从学生那里学到的就比学生从我这里学到的多。举例来说，我不是计算机盲，我是很早就开始编程序的人，用过新中国的第一代计算机。我大致到1990年代初还保持一点优势，我的计算机程序技巧比学生们强，我可以教他们。但是这个时代过去了。现在这帮孩子的计算机比我强多了。这十几年，我从学生那学到不少计算机的新知识。做科学研究不能只用Windows，而要使用Unix/Linux。昨天我还向一位研究生学到一条Unix命令的两三种新用法。我们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知识，确实是互教互学，教学相长的关系。在你的一生中间，能够同几个很有才能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我想这是一种幸遇，是一种值得回想的际遇。我们跟学生在一起、带学生，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我把这话放在题目里。作为导师，你自己得干活，你自己得工作，你才能够带学生。这里再举计算机的例子，现在的计算机非常发达，我想即使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也在用机器。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提防一件事，就是被自己的好学生给骗了。他也不是存心要骗你，他以为这个结果是正确的，由于你自己实践不足，经验不足，查不出这个问题来，你被他“骗”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还不提那些不大老实的学生。现在做试验都是软件在处理。看到曲线里面一个点的位置不大好，就在Photoshop里把它调一调，他自己一个人做的，你当老师的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得要求学生把原始数据拿给你看，有时还要坐在一起做。我到现在也会常常看学生的程序。我往往是看程序本身“文化”程度高不高。大家知道程序设计有不同的水平。首先，你的程序必须是正确的，这是最基本的。正确的程序还分不同的“文化”层次，高手写的程序结构化非常好，有些学生写的程序只能勉强把结果算出来。但是如果你自己没写过，没干过，你就做不了这种检查。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经历的、非常小的例子。一个研究生的课题中，有一处应当是平方收敛。我们当时用宽行打印纸把它打出来。现在都不打印了，只在屏幕上看。我请他把数据拿来看一下，他拿来一堆纸，很多，都是卷起来的。大家知道，如果结果收敛的话，你眯着眼看输出的数字，它有一个图案。如果图案是一条直线，那是线性收敛；如果图案弯着，才像平方收敛。我们的方法是平方收敛，他给我图案却是一条直线。我说不对，这个程序一定有错; 查了，把错找到了。你老师要有点招数，一定要有经验。这种例子在我的生活中间不少。我们搞水稻基因组的时候，跟我工作的两个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其中一个已经在美国了做博士后，还有一个6月7号走。那个时候他们写程序用的语言比我高明，但是有些算法，例如所谓向前向后算法，你得知道它们的结果在什么条件下应当等同或者互相变换。我们给水稻基因组找基因，同时在两个链上找。但是程序只在一个链上工作，你得判断基因在不在这个链上，如在另外一个链上，你得换办法倒着来算。这个程序只对一个链运行。把程序做完了，调试了，都对了，你还得做一件事，就是把整个DNA倒过来再做一次，结果必须完全相同，否则程序就有问题。在计算机上工作，这种完全一致的程度你得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要十位有效值都一样，不一样就有问题。所以这件事跟你的实践经验非常相关，我年轻时做过很多很多这种事。所以现在跟学生一起工作的时候，可以不必由我自己去写每一行程序，但是我必须有办法检验程序的正确性。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要两个人独立做同样的事，把结果对起来。最重要的东西要三个人独立做。这个独立要真正的独立。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算法讨论完了，分头去做，每个人写的结构不一样。有时侯后来的学生做的事跟前面有关系，不是用前面的程序，而是自己独立写一遍。有一次一个程序两个人做的结果一样，另一个学生做的结果绝大多数情况同前两人一样，就只一个细节不同。就这样一点差别也不能放过，要去抠。结果发现后一个学生用的基因组版本比较新，人家原作者已经作了修改，有几个字母不一样了，所以得到的结果小有不同。好，大家再用同样的方法对同样的数据试一遍，结果相同才放心前进。所以这类事，得非常小心。

至于学生从那里抄一段文章，事情很难办，但是也得注意。我一再提醒学生，根据美国的版权法，一篇文章里12个字连着抄别人而不给引文，就存在剽窃嫌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读学生的英文文章，如果特别顺，超出这个学生的水平了，我就开始质疑，你是从哪抄的这些东西。这还是好学生，他不是存心骗你，有的时候他积攒了很多东西，有些东西他读了再写，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这里有些矛盾的地方。我给同学们讲《生物信息学引论》大课，讲过四个学期。在我的课程里，有一节课就是讲怎么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跟学生说，你在学外语的时候不能够创新，一定要保证写出来的字、词、用法、你说的话都是地道的英美人用过的。但你不能整段整段抄人家的，所以你要用本子把人家常用的表达方式记下来，你自己得收集这种东西供自己用。当然你语言学到一定程度，高到一定层次，也可以自己创造，但这是很后来的事。英语我到现在还不敢创造，俄语我可以做一点，说出来的“妙语”人家不会笑，还会明白。但是绝对不允许你大大方方地抄。这个事情你们也得注意，在读学生论文的时候，你得注意像不像学生自己写的东西。

还有，我讲一下现在有些聪明的年轻人，动手实干和坐那儿空想的反差。一些聪明学生有好多想法，我通常注意不轻易否定学生的想法，要鼓励他把想法做到底，做出结果来，不是光空想。否则就会像曹操批评的袁绍那样，“多谋而寡断”，想法很多却下不了决心去做，最后什么也做不出来。这样的学生真有，想法非常之多，初次见面的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之好，但是几年过去了，没有一件事做到底。这是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的特点，这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信息渠道太多，他知道的事太多。所以你得注意盯住他把结果做出来，不要光说不练，一定要看你最后有没有结果。

我还想说一下文章的署名问题。我曾经想写一篇博客，但一直没有动笔，怕写出来“打击面”太大。博客的题目叫做《研究生导师没有权力在学生的每篇文章上署名》。我自己是坚持这么做的。为了这个博客文章，我还做了点准备，就是将三十年来跟我工作过的研究生在做学生期间发表的没有我名字的文章搜集了一个清单，准备作为附件放在博客后面。清单里面大概有80多篇文章。我自己的科学文章总数到现在是150篇左右。这件事跟老师的风格和所在学科有一些关系。我一开始就跟学生讲，我如果没有做过实质贡献就不在文章上署名。跟我一块署名的文章，你要吃点亏，因为我署名的文章是要下功夫的，除非反复地抠过、验算过，绝不轻易署名，因此时间会拖得比较久。我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的名字写上。有人在第一次不知道的时候干过，文章拿来给我看的时候，我马上划掉。所以现在我一开始就讲清楚，你们做出什么结果，跟周围的同学讨论，在我们的周会上讲一讲，大家找不出碴来了，有的我拿来看过找不出碴来了，你就想办法送出去跟审稿人打架去。你要送到外国的好杂志，审稿人的意见通常很厉害。要告诉学生，做基础研究的人，发文章是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你要有“发表欲”，到时候该发表就得发表。但是不能粗制滥造，拿出来的一定要有点实质内容，要有点新东西。

这里有一条，我们做理论的可能跟做实验的不一样。不用学生做劳动力。做实验的很多学生是劳动力，我不做更多的评论，我文章里的计算是我自己完成的。现在有些程序是学生写的，我们一块做的。程序不是我写的，但是我对这个程序非常熟悉，我手里有这个程序的清单，我前后看过，验算过、检验过。有些事情我还自己写程序独立验算。我在这说一个基本原理，那就是：一个复杂的程序，没有人敢宣布它是完全正确的。这几乎是一个定理，你不能宣布这个程序一定是完全对的。我说的这个程序不是非常简短的，像Hello, world!那样，一看就看出来。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里有很多判断和分岔，假定有一千个判断，你就有2的1000次方那么多种走法。你不可能完全验算。所以好的程序员，不轻易宣布自己的程序是完全对的。但是你要用基本的数据去算，有的时候要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检验的数据，必要的时候甚至要手算，要做到一致。

署名还有个顺序问题，我想数理科学跟生命科学有不同的文化。物理界一般不重视署名顺序，通常是按照笔画的多少或者是循环署名。生命科学的情况比较伤脑筋，我不予评论。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做原子核理论很有名的人叫Weisskopf，他名字的德文原意就是“聪明脑袋”。他的老师Wigner后来拿过诺贝尔奖。他的第一篇文章在导师指导之下写完了，他写上Wigner and Weisskpof，拿给 Wigner去看。Wigner看完之后把顺序调了过来，说你的姓是Wei，我的姓是Wig，所以按字母顺序你在前我在后。Weisskopf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从此我在几乎所有的文章的署名都在最后。大家知道英文名字中W打头的就不多。这是我们物理学的文化。

关于锻炼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问题，金力同志刚才讲了，我想这是培养学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有许多孩子不大会讲话，这可能是电视带来的负面影响，讲出来的都是电视里的通用的东西。所以要锻炼，要让学生有机会在你的组里讲。金力说讲十二分钟，在我们小组里可以长一点，三十分钟四十分钟。要告诉学生，这种机会难得。十几二十个人坐在那听你讲，所以你必须认真准备，想好怎么讲，然后在那里认真地讲。你还要帮助这些学生。前两天我们彩排一个学生的答辩。彩排完了以后，我跟这个学生讲，你说话太过于平淡，没有抑扬顿挫，虽然是准备过的，但是听的人容易疲劳。这种事不是一下就能锻炼出来的，所以你在跟学生一起工作期间要教给他们。这方面我可能对学生有点影响，因为我讲课或者表达可以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这件事也是锻炼出来的。有人问，你是怎样做到这样讲话的，我说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因为我在学生的时候是学生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一带做店员工人的工作、抗美援朝的宣传等等。

我们中国有一些谚语或成语是贬义的，但是可以反其义而用之。毛主席就曾经反用“对牛弹琴”这条成语，说如果放进对牛的尊敬，就只剩下对弹琴者的讽刺了。我经常把贬义的成语倒过来用，教育学生，也教育自己。你要“眼高手低”，心里想着大问题，但从手边的小事做起。你要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原来是个贬义的词，但是你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忽然校长或者教育部的人来了，在你的实验室只呆三分钟，你得学会在这三分钟告诉他你在做什么、重要性在哪、创新在哪，你得有这个本事。在会上讲10分钟，跟30分钟就不同，你得根据不同的对象，做到说话就有所触动。文字表达也是一样。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这个导师很多时候其实是英文老师，我改学生的英文花费很多时间。

另外，我还想说一件事，它可能是我们政策的局限。我觉得我们要淡化硕士生教育，加强博士生教育。现在上大学的越来越多，大学变成越来越多的通识教育。那么进一步深造，要靠研究生教育。说到硕士阶段，在我们数学和物理，只有那些不怎么样的学生，给他一个硕士学位，结束下来。真正的好学生都要把博士学位做完。我自己非常怕带已经有了硕士学位，三年里要拿博士学位的学生，我最愿意带的是五年连贯的直博学生，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还有，当老师的不能太聪明。中国的老话，毛主席也引过的，叫“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还有“不聋不瞎，不为公婆”。你太聪明了，徒弟就带出不来了。学生作的一些事你别都盯着。一般情况下，我的研究生谁今天来了，谁今天没来，或者来得早来得晚，我从来不过问。但是我早就反复说过，我们这个行业是算总账的，到了学期末，到了该答辩的时候，你的文章不够，你拿不出来东西，日子就不好过。所以你平常溜达了两天我根本不管，但是你一定要做出事来。我顺便讲一个物理学史上的故事。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叫玻耳兹曼(L. Boltzmann)，他带了一个好徒弟Paul Ehrenfest，是荷兰人。Ehrenfest带了一堆好学生，有好几个拿了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学生叫Fermi，他也带了不少好学生，包括李政道。Ehrenfest有一个学生叫Uhlenbeck。Uhlenbeck是电子自旋这个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后来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美国物理学会给了他一个物理教学奖，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领取这个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做《我的老师Ehrenfest》。他提到Ehrenfest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有这么多好学生，就是因为我自己不聪明。所以我得提醒一句，即使你很聪明，也要收敛一些，不要把学生的毛病都看在眼里。

最后回到我的题目上。做学问还是得老老实实。有些话现在不大说了。我们这代人
是学毛泽东思想、学马列过来的，而且学得很认真，学进了自己的骨血。有两句毛主席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什么人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些吧。”
讲完了, 谢谢大家!

（本文系郝柏林2009年5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中青年导师培训大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节。）

• 摘要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建设工程6月22日在北京大学奠基开工。在开工仪式上，与会的中国数学会理事长马志明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常务副主任汲培文等专家学者表示，这标志着我国数学研究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希望研究中心工程的建成，能在陈省身、华罗庚、吴文俊这些数学大师之后，为我国造就新一代世界领先数学家提供平台。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由国家发改委立项，意在建成国际一流的数学中心。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表示，建设”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是北大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一部分，中心将建设成为一流的国际化数学研究与交流平台，一流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平台，造就新一代世界领先的数学家，推动数学在科学和实际领域的应用，全面提升北大数学研究和教育水平，并为全国数学研究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

据了解，目前暂时在临时办公用房工作的”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近年来在中心主任田刚院士的主持下，创新体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内国际交流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05年至今，中心成功举办了6个主题学术年活动，20余个重要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研讨班，25个高水平学术专题讲座，并有1800人参加了中心举办的学术活动。这些工作，已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为建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数学中心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 摘要

“我劝大家现在不要去做哥德巴赫猜想，还是把基础打好。如果要搞这个问题，最低限度，你应该有大学数学专业毕业生的知识水平，并将已有的文献都看明白了；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从此，陈景润的名字和哥德巴赫猜想一起传遍神州大地。

近日，在一项面向公众的活动中，数论学家王元院士发表了题为《漫谈哥德巴赫猜想》的演讲，并向热衷于证明这一猜想的数学爱好者提出建议和忠告。

王元表示，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报纸、电台和电视上都介绍了很多。“但报纸上的宣传也好，群众的理解也好，都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科学的。”王元说。

他谈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二、为什么哥德巴赫的证明如此重要；三、目前最终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方法还没有出来，劝大家还是把基础打好，不要轻易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王元是我国早期从事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数学家之一，1952年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经陈建功与苏步青推荐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在华罗庚的指导下研究数论和哥德巴赫猜想。

据王元介绍，华罗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并得到了相当好的结果；1966年，陈景润证明了“1＋2”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有关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最好成果。

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

1742年6月7日，德国数学家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写信给瑞士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提出两个猜想：

（1）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

（2）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是3个素数之和。

1742年6月30日，欧拉在给哥德巴赫的回信中明确表示，他深信哥德巴赫的这两个猜想都是正确的定理，但他不能加以证明。

这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

“容易证明（2）是（1）的推论，所以最重要的是（1），这是两个素数，所以我们称它为‘1＋1’，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王元说，“但是，现在很多人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来的信简直堆积如山，有人搞得倾家荡产，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问题还不到解决的时候。我劝大家不要做这个问题。”

哥德巴赫猜想的内容十分简洁，但它的证明却异乎寻常的困难。从哥德巴赫写信之日起，直至1920年，并没有一个方法可以用来证明这个问题。

1900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届国际数学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在他著名的演说中，为20世纪的数学家建议了23个问题，而哥德巴赫猜想（1）就是他第八个问题的一部分。

1912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5届国际数学大会上，德国数学家E·朗道将哥德巴赫猜想列为数论中按当时数学水平不能解决的4个问题之一。

1921年，数论泰斗、英国数论学家哈罗德·哈代在德国哥德哈根数学会的演讲中，宣称猜想（1）的困难程度“是可以与数学中任何未解决的问题相比拟的”。

因此，王元说：“哥德巴赫猜想不仅是数论，也是整个数学中最著名与困难的问题之一。”他给大家展示了一幅当年哥德巴赫写给欧拉的信的手迹复本。

哥德巴赫猜想为何如此重要

在数学界，关于整数未解决的问题非常多，为什么哥德巴赫猜想特别重要呢？

王元说：“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数学模型，以它作为模型，可以给数学带来新的方法、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如果一个问题的证明不能带来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重要，这样的问题多得很。”

在接下来的演讲中，王元向公众解释了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为何能带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原因。

证明哥德巴赫想带动的第一个方法是“园法”。这是1918年，英国数学家哈代、李特伍德和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时提出的方法。

王元说：“他们从1918年开始做这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方法，是堆垒数论中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方法。哈代是华罗庚先生的老师，拉马努金在印度则被神话了。还有就是指数和的估计方法，指数和的估计从高斯开始，在最近100年中发展得很快，原因就是哥德巴赫猜想是它的推动力之一。有了这两个方法的带动，基本上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2），即每一个充分大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为什么说是基本解决而不是完全解决呢，这就要完全理解‘充分大’。”

什么是“充分大”？王元说：“充分大是一个界线，大于这个界线的数则为充分大。在数学中，这个界线有时可以算出来，有时算不出来。在这里，文献资料显示，这个充分大可以算出来，是10的1000多次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现在计算机每秒的计算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00万亿次，这是10的14次方，10的20次方则是计算机能够达到的最高上限；再给大家一个概念，整个宇宙的基本粒子有多少？我记得在一篇文章上说是10的50次方，那么，10的1000次方是什么概念呢？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数字。所以，三个素数加起来等于一个奇数，这是不能通过计算机做出来的，只能用数学的方法来证明。”

“现在，社会上只知道1＋1，N＋N，忘了将‘充分大’三个字放上去，这些问题都要加上‘充分大’才行。”王元补充说。

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带动的第二个方法是筛法。

王元说：“1918年，挪威数学家布朗改进了有2000多年历史的埃拉多染尼氏的筛法，证明每个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两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9的正整数之和。我们将布朗的结果记为‘9＋9’。从布朗开始，筛法发展差不多90多年了，而且还在发展，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之一就是陈景润的结果。陈景润在1965年证明：每一个充分大的偶数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这个定理可以表示为‘1＋2’。”

“陈景润的这个定理，报纸上的宣传也好，群众的了解也好，都是不完整、不科学的。因为首先，外面大家讲的都是陈景润的‘1＋2’，‘充分大’忘了；其次，大家说陈景润证明的是一个素数加上两个素数乘起来。这又错了！应该是一个素数加上一个素数或者两个素数乘起来，是不超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所以，大众的理解是不科学的，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严格地讲一讲。”王元说，“陈景润定理中的充分大有多大？我们只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界，但不能具体给出来！”

“光辉的顶点”

华罗庚是中国最早从事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1936～1938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在哈代的指导下从事数论研究，并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证明了对于“几乎所有”的偶数，猜想（1）都是正确的。

1950年，华罗庚从美国回国，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组织数论研究讨论班，选择哥德巴赫猜想作为讨论的主题，倡议并指导他的一些学生研究这一问题。他曾对学生们说：“我并不是要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成果来。我的着眼点是哥德巴赫猜想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主题来学习，将可以学会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参加这个数论讨论班的学生有王元、潘承洞和陈景润等。出乎华罗庚的意料，学生们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1956年，王元证明了“3＋4”；同年，原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朵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潘承洞于1962年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巴尔巴恩与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6年，陈景润在对筛法作了新的重要改进后，证明了“1＋2”。

1974年，由英国数学家哈勃斯坦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合著的《筛法》一书出版，书中以“陈氏定理”作为最后一章的标题。书中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在前10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华罗庚曾对王元说：“在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

王元向大家展示了一张陈景润的照片，这是日本出版的《数学100个问题》中一张陈景润的照片。“日本数学界列举了今天数学中的100个重要问题，哥德巴赫猜想是这些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陈景润在‘1＋1’的证明中最接近最终目标，所以书中刊登了他的一张照片。这里面刊登一张照片也不容易，因为书中只有两张中国人的照片，一张是祖冲之的，一张就是陈景润的。”王元说，“当然，对数学难题的证明作出贡献只是对数学贡献的一个方面。”

王元强调：“在这里我应该说明，这个结果最后是陈景润做出来的，但这个结果应该是90年来家努力的结果，陈景润只是走出了最后一步。所以，前面的某些人在数学史上的功劳肯定要超过他，比方说，近代筛法的创始人布朗等。但最后的结果是最后一个人做出来的。如果要证明‘1＋1’，现在还比较远。”

“这一步大得不得了”

最后，王元说：“今天，我给大家讲哥德巴赫猜想，并不是想鼓吹大家来做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讲一讲，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这样一个数学常识，这是我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劝大家现在不要去做哥德巴赫猜想，还是把基础打好。对这个问题而言，包括陈景润在内，他辛苦了一辈子证明了‘1＋2’，是他的实力和勤奋，也是他的运气。陈景润的结果，报纸上的宣传也好，外面的说法也好，都不对头，‘充分大’没有说，这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基础没有打好，怎么搞？对在座的各位年轻人来说，你们现在打基础很重要
，如果要搞这个问题，最低限度，你应该有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的知识水平，并将已有的文献都看明白了才能做；否则，就是浪费时间。”

如今，王元每周还要收到几封信，写信人强迫和他讨论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我希望他们不要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几十年不做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再做下去了。不要认为陈景润做出‘1＋2’，还差一步就做出‘1＋1’。是的，就是这一步；但这一步根本就大得不得了，这一步比90年来走过的路还要长。”王元说。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是2006年数学菲尔茨奖获得者之一。王元说：“陶哲轩应该是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两位数学家之一，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证明‘1＋1’，他现在做出来的结果也很好，但他在很多次报告中都讲，他的方法不可能证明‘1＋1’。”

“连这么大的一个天才都没有做出来，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做这个事，现在不是做这个证明的时候。你们还是应打好基础，把你们现在该学的解析几何、代数与几何等学好，这是最重要的。”王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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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3月10日电(记者 张国)“我国正在加大从海外高校引进人才的力度，但还要注意巩固本土杰出人才，避免‘请来女婿气走儿子’的情况发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在一份政协提案中建议，   改变长江学者十年未变的待遇，保持“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吸引力，这将对本土杰出人才的报国热情起到很好的保护和激励作用。

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的长江学者计划，是我国高校第一个特聘教授项目，打破了论资排辈的老规矩。1999年，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成为首批长江学者，并在随后的5年享受该计划人民币10万元的年度津贴，而这位年轻数学家1993年留学归国之初，每月工资仅为250元左右。

他以“雪中送炭”形容长江学者计划。“这笔津贴，为我们当年这些‘穷书生’解了燃眉之急甚至是后顾之忧，让我们从柴米油盐的‘杂事’中得到解放，从而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向学。同时也吸引了一批海外有为青年学者回国效力。”

张伟平于2001年荣获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并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据教育部统计，长江学者中迄今走出了38位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计划业已成了一个无可取代的引智品牌。”张伟平说。不过，这位政协委员在一些高校调研发现，考虑到当前的物价水平，长江学者计划十年一贯的待遇水准，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当年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的资助额度都在不断增加，一些仿效长江学者计划的地方性引智项目，资助力度也已超过了“长江”。

他以房价为例指出：10年前的受资助者大都不存在购房的负担，但高校取消福利分房后，住房条件成为人才考虑的重要因素，而这10年正是物价特别是房价飞速上涨的时期，今天的10万元甚至不够一些城市房价的首付款。为了吸引人才，一些高校希望重新建造一批福利房，但这样会增加各方面成本。与其如此，不如提高人才的收入水平。

张伟平建议长江学者的待遇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如特聘教授的年度津贴从10万元增至20万元，以更符合当前的消费水平，进一步增强海内外人才的向心力，加速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海外优秀人才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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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所有学生，而不仅仅只是少数学生或那些幸运地能进入某类学校的学生，都能接受卓越的数学和科学教育，实现更高水平的数学和科学学习，美国必须全民动员起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年轻人将依赖于从今天的数学和科学教育中获得的技术和知识来分析问题、提出方案，将创造性的想法付诸实际。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美国劳动力在全球经济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能力均依赖于宽厚的数学和科学学习基础。”

这是美国最新发布的报告《教育机会：改革公民数学和科学教育与全球经济》所强调的。据新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报道，近日，纽约卡耐基基金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卡内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委员会的这份关于数学和科学教育的新报告。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前主任、数学教授菲利普·格里菲斯作了主题演讲。

“机会平等”意味着改革美国目前的教育体制，让每一位学生的数学和科学学习都能达到更高的水平。

一份耗资150万美元的教育报告

《科学》的文章指出，这是一项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150万美元实施的研究项目。新报告综合了以前美国各州有关教育的绝望呼吁，并对目前美国在数学和科学教育方面的弱势提出严重警告；报告提出数学和科学教育应有更严格的内容、提高教学标准和评估水平、对教师进行更好的培训、建设创新能力更强的学校。格里菲斯认为，如果这些变革措施被采纳，那么不仅可以提高美国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水平，而且还能让学校有所改变。

新报告呼吁：思考全球化、行动区域化，全民动员起来，协作努力，提高美国的数学和科学教育水平。报告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紧迫却又充满了机会的时刻：应尽快减少国家现有教育成果与未来所需求的教育体制间的差异，“世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的学校也应该适应这种戏剧性的变化”。

什么样的学校和教育系统需要为学生卓越和平等的数学与科学教育进行改革呢？委员会指出，教室、学校、教育系统都需要改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教育者、学生、父母、大学领导、博物馆、商界和专业团体、公共官员、数学家、科学家等，都应在现有水平上理解世界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这种戏剧性变化也应该发生在教育中，并重新规划我们的学校。“该报告称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承诺，各尽所能，让每位学生都能接受高水平的数学和科学教育，这是我们对他们未来的期望，也是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期望，我们有责任为他们构建和装备所需要的教育系统。”

报告提出三项建议：第一，建立国家统一的数学和科学标准并伴之以高质量的评估，标准内容的设置应该更少、更清晰、（质量要求）更高；第二，提高数学和科学的教学水平，包括聘请教师、培育未来教师和管理国家优秀教师的方法；第三，重新设计学校和相关系统，实施卓越、平等的数学和科学教育。

但报告警告说，从政治家、商业领导到大学校长和教授，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和支持美国的教育事业，那么这些变化是不会出现的。与中央统一型教育系统不同，遍布全美国的9.5万所学校的命运大部分是由地方和州政府的预算、政策和实践决定的。联邦政府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仲裁人、啦啦队队长和风潮引领者。

改革需要刻苦和努力

美国与教育有关的重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如联邦教育部长阿恩诺·邓肯、国会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乔治·米勒，以及卡内基高等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委员的18位成员，这表明新报告已经为政府和国会所知，而委员会的18位成员是由顶尖科学家、政治家、学术界人士、劳工界和商界领袖组成，包括《科学》杂志总编辑布鲁斯·阿尔伯特、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艾伦·傅特。“我们可能是陌生的伙伴。”傅特说，“但同一目标让我们团结起来”。

委员会成员凯瑟琳·沃特是加州西部城市圣马特奥的一位有13年教育经验的大学生物学选修课程和生物技术教师，她认为委员会最大的贡献可能是认识到仅仅靠行政命令无法培养出具有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能力的新一代学生。目前的联邦法律要求每年对3年级至8年级的全部学生进行阅读和数学测试，这个名为“不让一个学生落后”的项目并没有在新报告中被提及，但几位委员均表示，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仅仅靠这种每年简单地对学生实行强制性的测试来实现。

“当学校出现问题时，人们总是问老师：‘哎，你们准备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但在许多时候，答案不在单个老师的控制之中。”沃特说，“当然，我们希望获得有关大脑研究的最新成果，比如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什么样的发展最为恰当、什么样的战略最有效。但学校的运行方式让它很难获得这类信息，基本上不可能将这些最新成果应用于教学中。因此，尽管目标是更好的数学和科学教育，但如果不能从全局着手，目标可能就很难实现。”

新报告建议的方法之一是扩大教育部长邓肯所说的“卓越之岛”项目。比如纽约的城市优势项目，该项目利用纽约市的博物馆资源为中学科学教育服务。作为位于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傅特在5年前帮助创立了为初中生的科学教育服务的“城市优势计划”，该计划将初中的教师、学生和家长与纽约市8家著名的文化机构联系起来，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参观这些机构的机会，同时还帮助初中科学教师利用纽约市资源丰富的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和水族馆来作科学研究。傅特说，这些项目不仅扩大了学校校园的边界，而且还满足了纽约公立学校所有8年级学生从事长时间科学研究的需求，丹佛和迈阿密也计划在今年秋天启动类似的项目。

然而，仅仅有好的想法是不够的。位于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是一所有历史传统的黑人大学，在校本科生不足3000人。20世纪70年代，学校决定加强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该校校长、委员会成员诺曼·弗朗西斯说，如今，学校大约有62%的学生是以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主修课，与美国其他学校相比，学校将更多的非洲裔美国学生送到医学院和牙科学院，即使竞争对手也对学校的做法深表敬意。弗朗西斯曾是1983年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递交给联邦教育部长一份题为《国家在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阐述了当时美国实施教育改革的迫切性，指出席卷美国学校的平庸之潮，如今，这份报告已经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经典文献。

在谈到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的努力时，弗朗西斯说：“这不是需要极佳智力或技术才能做的事情，但需要非常的刻苦和努力。我们不能通过立法来改变现实，但我们能支持在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改变，这就是委员会所希望做到的。”

• 摘要

主 题： 湖北省召开了信息与计算科学学术研讨会

湖北省暨武汉市计算数学学会于2009年6月20日至21日在十堰市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举行了湖北省信息与计算科学学术研讨会，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海军工程大学、武汉工业学院、三峡大学、湖北师范学院、湖北民族学院、襄樊学院、黄石理工学院等七十余位教师和研究生参加。本次会议以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理论和应用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热烈讨论，内容包括微分方程数值解法、格子Boltzmann方法、复杂网络、计算生物等前沿问题和面向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实际问题，共有19个学术报告。

• 摘要

主题: DD19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is to take place in Zhangjiajie in China during August 17-22, 2009.

The deadline of submission of abstracts of all talks (including minisymposium and contributed talks) and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of the conference is extended to July 7, 2009.
Deadline of reservation for hotels at the conference rate is July 10, 2009.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see http://math.xtu.edu.cn/myphp/math/d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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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CAM Di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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