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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数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0年7月3-4日在宁夏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常务理事参加了此次会议（3位常务理事请假）。 本次会议由宁夏大学数学统计学院承办, 宁夏大学何建国校长,李星副校长出席了开幕式并讲话, 学会理事长石钟慈院士在开幕式上也讲了话。
本次常务理事会主要讨论学会的换届工作, 为了进一步扩大学会的影响, 常务理事一致认为学会应扩大现有的规模。 经讨论决定：
1．学会理事名额由原来的67位增加到90位, 会上还讨论了分配细则。 常务理事一致同意，今后若连续两次不参加理事或常务理事会议, 将认为自动放弃理事资格。
2．学会定于2010年12月25-26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换届大会, 会上将产生新一届的理事会。 会议期间, 大家还初步讨论和酝酿了新一届的理事长人选。 



中国计算数学会 
201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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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苏步青应用数学奖”7月8日在重庆大学颁奖，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大潜、密码学界知名专家王小云获此殊荣。
苏步青是我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人，微分几何学派的开山鼻祖。“苏步青应用数学奖”是应用数学学科在国内的最高奖项，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于2003年设立，旨在奖励在数学对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的应用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工业与应用数学工作者。
“苏步青应用数学奖”自2006年起首次开始颁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目前共评选出石钟慈、彭实戈、徐宗本、张关泉等四位获奖者。在首届颁奖典礼上，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将“苏步青应用数学奖特别奖”颁发给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毓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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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数学会的《数学通讯》杂志邀请我撰稿介绍中国数学发展状况，在给我的邀请邮件里，他们说‘中国数学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影响’，这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在“数学天元基金”成立20周年座谈会上，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马志明和同行们分享了这一经历。
1988年8月，在“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讨论会”上，包括陈省身在内的老一辈数学家们提出“中国数学要在21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随后，为支持数学家实现这一远大理想，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了为数学设专款的报告，“数学天元基金”由此诞生。国务院领导明确提出专款的经费使用由数学家支配，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数学天元基金”的设立，团结和激励了一大批中国数学家，促进了中国数学的发展。
20余年再回首，马志明毫不掩饰作为中国数学家的自信：“中国数学在国际数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正在走向世界！” 
马志明2006年当选为新一届国际数学联盟执委会副主席。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该组织担任这一职务。在马志明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数学界强大了，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是应该听的声音。”
这不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曾担任过中国数学会第八届理事长，而现在又担任中国数学会第十届理事长的马志明切身感受到中国数学的成长和变化：“环顾全球，在所有的国际数学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学术会议上都有中国数学家（包括海外华人华裔）的声音，在国际数学科学及相关领域的杂志上都有中国数学家的文章，中国数学家在国际上出版了许多学术专著，以中国数学家命名的定理和方法也已不再是个案，不少中国数学家被邀请在国际学术刊物担任编委，在国际学术组织里担任职务等等。”
两年前，在为日本《数学通讯》撰写的文章中，马志明以自己熟知的概率论和随机分析领域为例介绍说：“我为我的同事，如严加安、陈木法、彭实戈等而自豪，他们为概率论和随机分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他们是国际学术界世界知名的概率学家。”
而今，马志明引以为荣的同事又有了可喜的成绩——彭实戈应邀在今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了1个小时的邀请报告，陈木法在今年被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严加安在今年被选为数理统计学会会士。
对于这些成绩，“数学天元基金”被认为功不可没。“‘数学天元基金’在鼓舞士气、改善研究条件和环境、凝聚数学家的智慧、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确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马志明说，“数学家确定了一个可望达到的宏伟目标，而且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认同，这振奋了一代数学人的士气。”
谈到“数学天元基金”的资助，他印象最深的是基金支持他的第一台电脑。“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外开始用计算机来做科研，国内还很少，个人基本买不起”，于是，“数学天元基金”决定为承担重点研究任务的数学家配备计算机和打印机。从1992年7月起，两年内有300名左右数学家得到资助。
今天看来极其平常的工具，在当时几乎可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研究手段。
“现在我们的科研经费、科研环境、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都比以前提高了，我国的数学发展势头非常好，但科研环境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突出问题是浮躁，主要表现为急功近利和不恰当的评价体系。”马志明话锋一转，“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距离数学强国还有差距。”马志明认为，最主要的差距，是我们缺乏引领国际数学研究方向的学术领军人物，缺乏大师级数学家；具有特色的中国学派在国际上的影响还不是很强。
“基础研究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进展往往难以预测，需要在宽松环境下长期积累才能取得突破我们必须尊重科学规律，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浮躁的情绪，淡泊明志，潜心做好数学科研和人才培养。”马志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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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6月8日，世界上一批最优秀的数学家聚集在巴黎，给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颁发千禧数学奖，但是他却不在场。此前他还拒绝了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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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放弃了为他人可望不可即的荣誉，同时也放弃了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假设你完全不知道地球的地理情况，你一次又一次派出远征的船队，这些船队接连发现新的大陆。直到已知大陆的数量增长到六块。可是你并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地球上所有的大陆了。你继续派出船队，前前后后出征了几百次，但是他们没有再发现任何新的大陆。这时你提出一个猜想：地球上没有更多的大陆了。这个猜想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它仍需要论证。这时，佩雷尔曼出现了，他用完美的严密方式向你和全世 
界证明，地球上确实没有更多的大陆了。
以上是俄罗斯数学家米哈伊尔·格罗莫夫（Mikhail Gromov）的一个比方。现实中的格里戈里·佩雷尔曼（Grigoriy Perelman）并不是一名地理学家，而是一名数学家。他在数学上所做出的工作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上面的这个比方——他建造了一套漂亮的证明来确认“庞加莱猜想”的正确性。6月8日，世界上一批最优秀的数学家聚集在巴黎海洋学研究所，那里离亨利·庞加莱研究所很近。“亨利·庞加莱去世一个世纪之后，在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这座城市里，他遗赠给我们的猜想被解决了。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是登顶那个三维世界的登山者。”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学家迈克尔·阿蒂亚（Michael Atiyah）在赞颂佩雷尔曼的发言中说。
81岁高龄的阿蒂亚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他在1966年就获得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然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认识佩雷尔曼。” 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家威廉·瑟斯顿（Wiliam Thurston）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几何化猜想，他在1980年的一次会议上大胆表示，他的这个几何化猜想把庞加莱猜想放在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框架之中。他对几何化猜想相当乐观，认为它一定能够得到证明，但他并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自己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证明这个猜想，却始终没有成功。
“佩雷尔曼，带着极大的兴趣和精湛的技艺，在我和其他人失败之处建立了一个漂亮的证明。”瑟斯顿说，“这是一个我无法做到的证明：佩雷尔曼的某些强项正是我的弱点。” “我很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公开表达我对格里戈里·佩雷尔曼的深深钦佩和欣赏。”瑟斯顿在发言时说。然而，他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没有见过佩雷尔曼，我也未能出席他以前的讲座。”
十余名世界级的数学家在巴黎为佩雷尔曼颁发千禧数学奖，他们中的多数人却从未与佩雷尔曼谋面，或是有任何接触。更重要的是，佩雷尔曼本人没有到场。这不但意味着佩雷尔曼忽视了一个其他人可望不可即的荣誉，也意味着他放弃了一百万美元的奖金。“佩雷尔曼可能有很多理由来拒绝这个奖项，但我不想揣测。”格罗莫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事实上，只有一个理由让他领奖——钱，但有很多的理由让他拒绝。” 格罗莫夫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位与佩雷尔曼有过接触的数学家。实际上，是 他让国际数学界认识了俄罗斯那名特立独行的数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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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佩雷尔曼生活在一个母亲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想象世界中，除了数学，几乎没有其他东西。佩雷尔曼1966年出生于苏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母亲是大学里的数学教师。这似乎为他数学天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但苏联社会中广泛存在反犹太主义也为佩雷尔曼的成长与生活构造了残酷的环境。如何向孩子讲述生活的残酷，是常常会令家长头疼的问题。佩雷尔曼的母亲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她把自己头脑中的正确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告诉年幼的佩雷尔曼。所以，在佩雷尔曼的世界里，反犹太主义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世界至少持续到了他的大学阶段。在任何普通人看来都再明显不过的反犹太主义却在佩雷尔曼那里不成立，这与佩雷尔曼数学式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举一个例子来说，列宁格勒大学每年只招收两名犹太学生，这很容易被认为是种族歧视的典型表现。但是在佩雷尔曼入学那年，由于佩雷尔曼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了奖牌，他被获准面试入学，那么与另外两名考进来的犹太学生一起，这一年列宁格勒大学就招收了三名犹太学生。如果说每年 只招收两名犹太学生是反犹太主义存在的证明的话，那么也许在佩雷尔曼看来，这一年招收了三名学生就是这一命题的反例。社会生活中模糊的变数是佩雷尔曼所难以理解的，这一点在他年幼时就已经形成。他的数学俱乐部老师鲁克辛（Sergey Rukshin）每周会有两个晚上与佩雷尔曼同路乘火车回家。冬天的时候，佩雷尔曼会戴着一顶苏联样式的皮帽子，帽子在耳朵的部位有两块皮子，用绳子系紧之后能够防止耳朵受冻。鲁克辛发现，即便在温暖的车厢里，佩雷尔曼也从不解开绳子。 
“他不仅是不会摘掉帽子，”鲁克辛在一本书中说，“他甚至不会解开帽子的耳朵，他说不然的话妈妈会杀了他，因为妈妈说了，不要解开绳子，不然就会感冒。”
鲁克辛曾经批评佩雷尔曼读书不够多，他认为他的职责不单是教孩子们数学，还要包括文学和音乐。佩雷尔曼就问鲁克辛，为什么要读那些文学书。鲁克辛告诉他，因为这些书是“有趣的”，而佩雷尔曼的回答是，需要读的书应该都列在学校的必读书单上了。也是由于看到佩雷尔曼这样的个性，鲁克辛作为一名数学竞赛的教练，从来不用担心佩雷尔曼在数学训练中会存在“分心”的状况。佩雷尔曼确实从不分心。他的同班男孩们长大一些后开始与女孩子接吻，鲁克辛就常常去抓他们。但佩雷尔曼从不对女孩子感兴趣。佩雷尔曼生活在一个母亲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想象世界中，这个世界里规矩就是规矩，而且除了数学，几乎没有其他东西。鲁克辛是对儿童时期的佩雷尔曼影响最大的数学教练，佩雷尔曼也成了鲁克辛生命的一部分。他让佩雷尔曼在列宁格勒的生活安全、有序，就像佩雷尔曼想象中的世界一样，一直把他送进239号专业数学学校。列宁格勒的239号专业数学学校是数学家安德雷·柯尔莫格洛夫（Andrei Kolmogorov）创办的一所学校，这里的数学教育与普通高中 里的不同，它一方面教授现实研究当中的数学，一方面也根据不同学生的背景施教。它也是苏联高中里惟一教授古代历史课程的学校。学生在这里还会接触到音乐、诗歌、视觉艺术、古俄国建筑的知识。但这里并没有苏联学校里普遍开设的其他社会科学课。在老师和学校为他创造的微环境当中，佩雷尔曼与真实的世界始终保持隔绝，他自己的世界也就得到了保护和延续。与其他数学专长的年轻人坐在一起上课的时候，佩雷尔曼总是坐在后排。他一语不发，只有当发现某个人的解法或解释需要订正时才说话，而且总是一锤定音。也许很多时候，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对佩雷尔曼毫无用处，但他也会静静地听着，他从来就是一个礼貌的人，因为规矩就是规矩。
佩雷尔曼的另一条行事原则是，必须讲出完整的事实，不然的话，他便可能认为那是政治。在参加全苏联数学竞赛的时候，每个学生会被发给一道题目，谁解出来了便对老师举手示意，然后老师把他带到教室外面。他把解法讲给老师，如果正确，老师就会发给他下一道题，如果错误，就继续回去做这道题。最终的胜负是看谁在规定时间内解出的题目最多。有一次，佩雷尔曼解出了题目，老师把他叫到外面，他向老师解释一番之后，老师说了句“正确”便要转身回教室。可佩雷尔曼却把老师叫住，他说，这道题还有另外三种可能的结果！他坚持要把所有的可能性告诉老师，即便这样做对于数学竞赛来说等于是浪费时间。到了中学的最后一年时，佩雷尔曼已经在全苏联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赢得了一块金牌和一块银牌，并最终在1982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以42分的满分拿到了金牌。 
对“灵魂猜想”的证明，使得佩雷尔曼成为数学界年轻的明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是，他只用了四页纸。1991年，格罗莫夫帮助佩雷尔曼到美国东海岸参加了几何节。在此之前，佩雷尔曼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了六年书，也是在此期间，他选择了朝向几何学的方向发展。
几何节是个一年一度的数学会议，那一年在杜克大学召开。佩雷尔曼是几何节上七名报告人之一，他做了题为“曲率有下界的Alexandrov空间”的报告。这个题目的论文在一年后发表，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在几何节期间，格罗莫夫向各个重要的人士介绍了佩雷尔曼，使得这次旅行让佩雷尔曼获得了到美国做博士后工作的机会。杰夫·齐杰（Jef Cheeger）是美国纽约大学库朗（Courant）数学研究所的数学家，他在这一届的几何节上也有报告。他注意到了佩雷尔曼。他在格罗莫夫的介绍之下与佩雷尔曼会面。一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的秋天，佩雷尔曼来到库朗研究所，开始了他的博士后时光。
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他似乎永远都穿同一件衣服，胡子拉碴，不剪指甲——他认为这样才是指甲的自然状态。他的食物只有面包和酸奶。美国的面包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吃，好在他找到了一家售卖正宗俄罗斯面包的商店，经常步行一段距离到那里买面包。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开销，他把所有的津贴都留在银行里（这为他存了一笔钱，保证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能在俄罗斯温饱无忧）。佩雷尔曼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他的母亲随他来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照顾佩雷尔曼的日常生活。
我们不知道佩雷尔曼在他的一生中有过多少个朋友，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量非常少。在纽约大学期间，他难得地交到了一个朋友。佩雷尔曼的老师维克托·查加勒（Viktor Zalgaler）非常肯定这一点。他的这位朋友就是田刚，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北京大学数学教授。那个时候，佩雷尔曼经常与田刚交谈。不过在田刚的记忆中，他们的谈话都是关于数学本身的，没有涉及过其他事情。他认为佩雷尔曼也许会跟其他某个友善的人聊一聊其他话题，但并不是他。田刚知道佩雷尔曼会去布鲁 
克林桥附近买面包，但由于田刚本人并不在乎吃这种面包或是那种，所以他也并不清楚佩雷尔曼喜爱的面包究竟有何特别。
1993年，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灵魂猜想”（Soul Conjecture）。这是一个由齐杰和另一名数学家提出来的猜想。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人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仅仅只能做出部分的证明。佩雷尔曼则做了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证明——而且，他只用了四页纸！对“灵魂猜想”的证明，使得佩雷尔曼成为数学界的年轻明星。这一年，他才27岁。他在同一年的秋天搬去了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但是，佩雷尔 
曼开始遭遇数学上的失败，这很可能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失败。他在Alexandrov空间的研究上卡壳了，停滞不前。1994年很可能是令他充满了挫败感的一年。后来，就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研究什么了，直到八年之后他突然在互联网上张贴出庞加莱猜想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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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解决了一系列著名问题后，他就消失了。现在他又浮出了水面。2002年11月12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数学家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佩雷尔曼的电子邮件。此时佩雷尔曼已经回国多年。信中，佩雷尔曼只说了一句话：“我想请你留意我在ArXiv张贴的论文math。DG／0211159。”然后就是论文摘要部分的复制。
安德森是十来名收到相同邮件的数学家之一，这些数学家都是多年来从不同侧面研究庞加莱猜想的人士。安德森在收到邮件的第二天凌晨5点38分又给其他一些数学家发了邮件（看起来他很可能彻夜阅读了佩雷尔曼的论文），希望他们能帮忙看看这篇论文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大。“在我看来论文中的想法是全新的和原创的——典型的格里沙（佩雷尔曼的昵称）风格。”安德森在邮件中写道。他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