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的发展与在中国参加高考有一类似之处，即主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天地少求人。这与经商或从政有点不同，他们往往靠机遇和人际关系，而做学问虽也有“遇”与“不遇”的差别，但个人努力的成分对是否成功起更大的作用。

大学教师要想做出杰出的成就，就应努力追求以学问为乐趣的境界，以学术为志业，以做学问为生存方式。

硬指标不利于大学科研除了教学任务以外，科研往往是大学教师，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天职。

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知识，而科研则往往可以发现新知。在现代，大学教师单纯教学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而从事科研需不断探讨未知、获取新知，这是克服职业倦怠的一个有效办法。教学给听讲者的印象虽然可能深刻，但毕竟受影响者只有当时当地的学生。古话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一种解释是没有文采的语言文字无法广泛流传，我认为还可解释为：光有语言而没有形成文字，则不能流传远方或流传久远。

发表论著对从事学术生涯的人至关重要，美国大学流行的说法是“出版或出门”（publish or perish）。长期不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就有可能无法生存，被请出大学之门。拿了许多科研经费，付出大量科研劳动，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关键还在于将成果公之于众。而如何将自己的学术观点表达出来，产生学术影响，主要的途径便是将学问形诸文字，以论著的形式流布。在当今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将自己的才学展现出来，方能体现其价值，传统时代那种“述而不作”的态度不一定很合适了。在现代大学，科研成果是以发表的论著来体现的。

一位大学教师是否有水平，只能让成果说话、用论著说话，即以成果论英雄。人们常说学术界自有公论，但实际上也有论著与名声不太相称的情况。从取得的成果与获得的荣誉的角度来看，大学教师中，既有人能够做到名实俱佳，但也有人名不如实、名不符实、名实俱平，甚至于有人名实俱无，但这些人还是在大学中长期任教，而此类的学者也是并不在少数。

科研是一所大学或一个大学教师赢得学术声望的主要方面。在研究型大学，管理者和教师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科研摆到首要的位置上去，因为各类可比的硬指标，都以可以量化的科研方面为主。尤其是大学往往无法解脱大学排行榜的迷思，其结果，便是往追求科研数量方面倾斜。而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往往并非正比例的关系。大学教师应该发表论文，但受排名的影响，强求教师发表大量的论文，就如“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逼使大学教师去追求数量、忽略质量。

学问有大小之分，论文也有大小之分。小论文或普通的论文从内容到篇幅都很一般，而文科的大论文则属于大块文章，往往研究论题、过程投入、文本篇幅都较宏大，有的还体现一种大智慧、大气魄。如果一篇著作由大论文作为部件构成，那自然是大著作。当然，论著的价值主要不在其篇幅，而在于其学术含量和研究难度。同时，一味地注重大学排行榜，包括发表论文数量排行，不仅给大学和教师造成很大的压力，也给学术刊物编辑带来很大的压力，还可能滋生腐败。

治学是优秀大学教师的需要

大学教师以讲学和治学为生存方式，或者说是以学术为生存方式。德国思想家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认为，学术生涯的前程往往决定于机遇与灵感，因此，“学术生涯乃是一场发狂的、无把握的冒险”。不过，我以为，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大学教师的冒险性还是较小的，因为作出重大的创新或写出传世之作虽然不易，但学问总能逐渐长进。从事大学教职这种学术生涯，是一种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获得成就的生存方式。

大学教师的发展与在中国参加高考有一类似之处，即主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天地少求人。这与经商或从政有点不同，他们往往靠机遇和人际关系，而做学问虽也有“遇”与“不遇”的差别，但个人努力的成分对是否成功起更大的作用，若能脚踏实地、勤苦向学，只要方向对路、方法得当，有耕耘总会有收获。在商界和政界发展到很高的层次，也可能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将多年的经营成绩毁于一旦。而在现在这个时代，走学术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较少风险，若不去触犯学术规范方面的禁条，成果日积月累之后，学术声望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是一种递进累加的趋势。即使遇到个别小人与你作对或贬低你的成就，只要你真有水平和成就，就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你的学术地位。

一位大学教师要表明其水平如何，最终还是应该用作品说话。论著本身的水平是最关键的，是否具有长远生命力取决于论著的质量，而不是其包装或人为加上去的光环。一本书或一项科研成果如果不是真有价值，请多少名人作序或写书评、得过多少奖励都抵不过时间的淘汰，只有真正具有价值的论著才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若能够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就应实打实地做那些原创性的学问。

一个人若善于“跑学问”和“炒学问”而不愿真正坐下来做学问，即使一时猎取了很多学术头衔和职位，但没有像样的成果做支撑，最终还是立不起来，头上的光环迟早总会黯淡下去。而一介书生若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即使有个别人想否定你或压抑你，也只能是压得了一时而压不了一世，或者抑制得了一个方面而遮蔽不了其他方面。

因此，不说政治方面的问题，比起其他职业来，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的生涯，是具有很高自由度的生存方式，兼有时间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相对而言），即一定的研究自由。能否成才或能否成大才是有天赋、机遇等因素，但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和选择。一个人的禀赋和秉性对做学问有一定的关系，不过事在人为，更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努力。

一个人较高层次的需要是成就的需要，成就感往往能给人带来较大的满足。但是，无论如何努力，取得较大成就的教师永远只是全体教师中的一部分。因为大学与整个社会一样，在一个群体中永远都是分层的。

民国时期教授分级，1949年至“文革”前，教授一般不再评级，但随着工资的增加，特别当时还套用行政级别的分法，教授实际上还是分出等级。

21世纪以来，随着教授职务越评越多，即使多数教师都升为教授，大学和社会还是会将教授分出等级来。如现在大学教授中便有院士、讲座教授、特聘教授，或有的大学中的终身教授、资深教授等等，更多的是通过评定不同的岗位津贴，将教授又分出三六九等来。最近，又有教授评级的做法。

因此，水涨船高的规律还是在起作用，即使评上教授，也还有许多要奋斗的目标。

当然，现在的大学教师队伍规模庞大，对有的大学教师来说，当老师只是他们讨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过日子的无奈选择。不过，对许多大学教师来说，不管采用何种评价方式，都会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科研，因为治学是优秀大学教师的一种需要，已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

总之，大学教师在当代中国也已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职业，因为不仅工作较稳定和有保障，教师可以在工作的同时不断地提高和充实自己，而且每天接触的多是活泼向上的青年人，在精神上或文化上往往较有收获。“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作为大学教师，对自己的职业，如果只是为稻粮谋，那还停留在“知之”的阶段，不如真正爱好者，而一般爱好者又不如那种以学为乐的人。大学教师要想做出杰出的成就，就应努力追求以学问为乐趣的境界，以学术为志业，以做学问为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