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是首要条件

在美国的大学中，教师职称的晋升制度与欧洲的大学极其严格的教授岗位有很大不同美国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没有数量的限制，各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聘任教授的数量。在美国，有时大学中一个系拥有的教授人数可能比助教人数还要多，而这种情况在欧洲大学是极少见到的，比如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至少有20名教授，而英国的剑桥大学哲学系就只有2名教授。

美国的大学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是以年限与学术成果的质量为考评标准，要求任教者每5年上一个台阶，如果到时间仍然不能评上更高级的职称，任教者便会被解聘。除了正常的晋升外，美国的大学中也有类似“破格晋升”的现象，即有突出学术成就者可以不受年限和学历的限制，直接晋升高一级职称。

除此之外，美国的大学对教师学历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进入大学的教授系列必须拥有博士学位，这与中国目前有些重点大学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他们不仅要看应聘者的学历，更要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是否能够胜任执教的岗位。在美国的大学中，才能是职称聘任首要条件，人际关系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笔者曾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令人感慨和深思的消息：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从政之前，是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先后出任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助理国务卿、国务卿等高级职务。步入政坛之后，基辛格离开了教授岗位，按美国大学的规定，他必须辞去教授职务，尽管基辛格依然具有教授资格，但已经不再是哈佛大学的任职教授了。

从国务卿岗位上卸任并退出政坛后，基辛格很想回到哈佛大学工作，但被哈佛大学婉言谢绝，原因是他提出了不给学生上课的要求，而不履行任课职责的教授，哈佛不需要，也是不能接受的。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教授解释道：“基辛格是个学识渊博的人，如果论私交，我和他的关系也不坏。但我要的是教授，不是不上课的大人物。”由此看来，美国的大学，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对应聘教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那些有名气的大牌政界人物，也很难在大学找到当挂名教授的机会。这和我们国内大学挂名教授、挂名学者泛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想方设法稳定教授队伍

竞争上岗也是美国的大学职称聘任的一个特色。据说，在哈佛大学，几年前该校空缺了一名助理教授的岗位，在招聘广告刊登以后，来争取这个岗位的人络绎不绝，总共有300多名博士应聘，其中有些来自国内各大学，也有的来自世界各地，美国名牌大学的一个教学岗位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美国的大学素有人才流动的特征，但是知名的教授的稳定性也非常明显，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等名校，有许多教授甚至从博士毕业进校任教直到退休，他们是这些学校的终身教授。像罗尔斯、亨廷顿等美国学界的大牌人物，一生都呆在哈佛大学。这种情况与中国大学人才流动情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年纪稍轻的教师和学者流动相对大些，年纪与名气越大，其流动性就越小。

为稳定教授队伍，美国的名牌大学都力求聘那些在学术上有影响的教授为终身教授，一般也称作讲座教授，这也是许多人后半生都呆在某一所学校的根本原因。除一般的讲座教授外，还有一些以某人命名的讲座教授（这在西方大学是共同的）。而这些以某人命名的教授的知名度要更高，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讲座教授，这种教授的待遇有些类似于中国的“特聘教授”。

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社会地位很高，有些年轻有为、有重大独创研究成果的青年学者，也许才不过20岁出头就已经被聘为终身教授了，而这个年龄在中国的高校，可能连评副教授都需要破格。

学术委员会作用突出

在笔者看来，美国大学的教授评聘制度体现着美国的人才测评理念，其核心便是看重“真才实学”、“软硬兼施”。其中，“真才实学”是指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而在“软硬兼施”中，硬的指标是看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但是大都没有数量的限制和字数的要求；软的方面看在教学与研究中的实际表现。美国大学非常重视任教者发表文章的质量和学术期刊的档次，10篇没有新意的文章比不上一篇真正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所以在美国，有许多著作等身的名教授，也有著作极少，但学术水平很高，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名教授。

在美国的大学中，院系的学术委员会在教授评聘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学术委员会可以投票确定一个人的聘任、晋升与否，而系主任只不过是一个“主持人”，他只有一票的权力，而不像在我国的某些大学，少数院系的主要领导掌握着教师职称评聘的“生杀”大权。

一般来说，能否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对于博得学委会和学生们的青睐，从而顺利实现职称的晋升是很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如果任教者能在院系内部的各种讨论中，表现出独到的学术思想和丰富的知识，这一点甚至比发表一些论文更为有用，也更容易得到认可，而且越有名望的大学，这种表现的“印象”依据就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