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诗歌朗诵会 
我来剑桥还未见到一位诗人，却已认识了多位爵士，其中一位是丘吉尔学院的前任院长，做过英国驻日大使，另一位是达尔文学院的前任院长。还有一位爵士夫人，她已故的丈夫曾任英国驻华大使和香港总督（彭定康的前任）。可是，我向往的诗人呢？剑桥可是出过弥尔顿、华兹华斯、拜伦、丁尼生、普拉斯等一长串诗人呢。当我在博客上抱怨此事，我去年在爱尔兰诗歌节上认识的苏格兰诗人彼得·曼森写信来了。在他的倡议之下，剑桥青年诗人卢克和萨姆策划了我俩的朗诵会，彼得从格拉斯哥飞到剑桥。那天晚上9时许，在耶酥学院的SHOPS艺术中心，来了50多位爱诗者，包括我的老朋友、英国著名诗人汤姆·拉沃什和夫人。

彼得和我各朗诵了半个小时，我和萨姆先后用中文和英文朗诵了《再远一点》、《最高乐趣》等4首诗，接着我自个儿用中、英文朗诵了《芒果》、《关于鱼的诗》，《散步》和《绿血》。在朗诵后面两首诗之前，我简要讲述了汶川地震的情况，其中《绿血》是整整20年前为纪念那次几乎摧毁杭州的台风而作。

朗诵结束以后，照例是签名售书。我的英文版诗集《幽居之歌》卖出了5本，每本10英镑。有一位爱诗者告诉我，此书虽然在南非出版，英国的ABE网上有售。这家网站相当于中国的当当网或亚马逊卓越网，后来上去查阅，果然我的书有卖，且售价15英镑。与此同时，彼得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出的新诗集也一起签售，定价7英镑，卖出了7本。

7．科学史讨论班 
每星期五下午，是李约瑟研究所的讨论班时间。一周一次，所里的访问学者都参加，剑桥与科学史或中国有关的系所也都有人来参加，比如东亚研究中心、科学史系、考古学系。下午三点，讨论班在图书馆长莫弗特（John　Moffett）的主持下开始，这一天的主讲人是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的题目是日本的钟表史。

讨论班（seminar）是大学开创性研究和深入学习的一种方式，每次通常有一个主讲人（教授、研究生或访问学者)，其余的人充当听众并不时发问、参与讨论。这样一来，可以开阔人的思维，激发人的想象力。据说，讨论班的形式最早见于1810年建校的柏林大学，后来传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科学史讨论班上每次最爱发问的是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教授，他、莫弗特还有秘书苏姗是所里仅有的固定人员。如所周知，瑞士是钟表王国，日本人则以善长制作电器和汽车闻名，因此我对这位教授讲授的内容并不感兴趣。让人惊奇的是，他风度翩翩，英语表达能力超强，与我以往见到的日本人不一样。

讨论班结束后，众人照例要去附近的红牛酒吧(Red　Bull）。那里也供应意大利风格的食物，甚至外卖比萨饼。我们坐在户外，一杯啤酒下肚，大家敞开心扉，话题早已超出学术。有的事先约好家眷，因此有推婴儿车的母亲出没。而如果要为同事做红娘，那也是理想的见面场所，神不知鬼不觉相亲完毕，不会有任何尴尬。回到浙大后，我也曾在课后带学生去酒吧，不过限于青年教师的交叉学习班。

8．普拉斯故居 
红牛酒吧位于巴顿路11号，地域上属于纽纳姆（Newnham），后者是一所女子学院。有一次，我想起那位著名的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便问红牛的老板西蒙，告知她当年初到剑桥的学生宿舍就在街对面的4号。

那是一座白色的两层楼房，紧挨着纽纳姆学院的草场，今天仍住着该学院的10来位女生。门前是细石铺成的土路，停着几辆汽车和自行车，我向一位在厨房忙碌的女生打听，她告诉我普拉斯的卧室就是楼上那扇敞开的窗户，可惜那会儿主人不在，我无法参观。

1955年秋天，已经从麻省史密斯学院毕业的普拉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来到剑桥深造，那一年她23岁。次年2月，她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年长两岁的英国诗人特德·休斯，两人旋即坠入情网。据她的日记记载，当天夜里他们在一起喝酒跳舞，亲吻时普拉斯将休斯的脸颊咬破，流了血。当年他们接了婚，后来生下一双儿女。

1962年，这对20世纪诗歌史上最著名的金童玉女分道扬镳，次年，普拉斯在伦敦家中打开煤气瓶自杀。普拉斯最有名的诗歌以描写精神错乱和死亡著称，“死是一门艺术，我要使之分外精彩”。就像中国诗人海子一样，自杀前她鲜有人知，死后名声远扬。普拉斯和休斯婚后，两人搬到红牛酒吧南面的埃尔提斯莱路（Eltisley）55号同居。就是这幢两层排屋，现在的主人把门漆成黄色，邻居是红色。白色的窗户，门口空地上栽着各种植物和花卉，但仍有裸露的泥土。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年，之后移居到了美国。

9．草莓节的游行 
6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剑桥传统的草莓节。此前一个星期是考试周，因此也算是一种放纵了。说起剑桥的大学生活，可谓轻松惬意，3年本科、1年研究生，每年只上5个月的学。也就是说，15个月就可以得到学士学位，而再读5个月就是硕士了。当然，入学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面试，而通过剑桥的学位考试并不容易。

草莓节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始于美国的嬉皮文化。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传统信仰的缺失，那时年轻人的迷惘与不断增加的社会责任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摇滚乐的催化下，年轻人摇摆在这对矛盾之间，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完全自发而纯粹精神性的嬉皮运动。那天我骑着车，沿着林荫小道，穿过剑河上的小桥，看到来访三一学院和王学院的游人特别多。就在露天集市的拐角处，我遇到了草莓节的游行队伍，前面两个学生扛着横幅，后面跟着腰鼓队和舞蹈队，许多小孩混迹其中。参加游行的人全都精心打扮，身着奇装异服、头戴假发，有几个男生还踩着高跷，看起来比姚明还高。毫无疑问，草莓节在形式上继承了嬉皮文化的传统。但在技术时代的今天，年轻人早早面临就业、前途的压力，已无暇思考社会、政治和人生。因此，在我看来，嬉皮士们只是徒有躯壳而已。当然，可以借机获得一些快乐，商人也因此增加一些利润。我在广场买了一盒草莓，并没有随游行队伍去城南的大草坪，那里成千上万的人搭帐篷、铺垫子，像欢度狂欢节一样庆祝。

10．船上的毕业歌 
6月是毕业的季节，作为英国的最高学府，剑桥毕业生最浪漫的一幕并非学位授予仪式，而是剑河上的船歌（singing　on　the　river）。可是，只有位于剑河之滨的学院才有，而三一学院的船歌因其才辈出广受瞩目。放歌前两天，我的老朋友、三一学院院士、菲尔兹奖得主阿兰·贝克教授给我发来了邀请函。

整整20年前，贝克教授访问了中国，我是他游历杭州时的陪同。到剑桥以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依然记得我们游览西湖和九溪的细节，途中我们曾把一位受伤的村妇送到医院。那天天气不错，依照贝克教授的吩咐，我事先向人借来一条领带。傍晚时分，我先到三一学院的院士楼，虽然是单身汉，他的客厅却布置得井井有条。8点差几分，我跟着贝克教授进了三一学院餐厅的衣帽间，他在西装外面套上一件黑色的院士服。我们正准备上台阶，听到里面响起了祈祷歌，只好在台阶上肃立。当我走进那座庄严的餐厅时，只见教授坐横向的一排，学生坐纵向的三排，全部西装革履。心想，做三一学院的学生真不容易。后来听说当年牛顿也在这里吃饭，又是另一番心情。晚餐后，贝克教授先陪我去院士花园散步，随后来到河边。只见两岸已聚集数千听众，4艘木船并排横靠，另外两艘纵向倚着头尾。有30位男女生坐在船上，曼妙的旋律和歌词，一共唱了22首。多数为唱诗班里的保留曲目，以牧歌居多，也有国王亨利八世和列侬的作品。直唱到月亮爬上中天，听众仍经久不散，那是一个多么浪漫抒情的夜晚，该是大学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