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加安
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指出：“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做为把尽量多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一代的一种工具，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能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把为社会服务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人。”爱因斯坦的这一教育理念和19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当时的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提出的“全人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所谓“全人教育”，就是要培养能独立思考和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道德操守的人。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较高人文素质的公民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流传“大学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这一口号。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科技人才奇缺，大学资源很稀缺，大学生人数非常少，把“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合理的。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直到“文革”前的60年代中期，能够上大学的人数比例还是相当低的，每年大约只有10万~20万大学生毕业。当时大学基本上不招收研究生，大学教育的口号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在这一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口号背后，大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培养各类高级专业人才，包括社科人才和外语人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前几年的大学扩招，大学生人数激增，201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到了657万人，平均录取率达到70%以上，如果现在还把培养各类高级专业人才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来定位显得有些不合适了。这一定位不仅主观上产生对在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而且客观上高估了学生在校学习专业知识的作用，与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岗位产生较大的偏离。事实上，绝大多数刚毕业的大学生还算不上是专业人才，他们毕业后从事的工作和在校学习的专业知识往往联系甚少，这些专业知识很快就会被忘记，真正在工作中起作用的是在学习知识过程中受到理性思维训练、人文素质教育和在校培养的各种能力。正如爱因斯坦1936年的那次演讲中引用某个人的话说：“那个诙谐的人确实讲得很对，他这样来定义教育：‘如果人们忘掉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

爱因斯坦在1936年的那次演讲中还指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使青年人在离开它时具有一个和谐的人格，而不是使他成为一个专家。”在演讲结束时他再次强调：“学校始终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取得专门知识放在首位。”当前我国许多大学急功近利色彩较重，为了加速培养所的“专家”和“人才”，在教学中不恰当地灌输过多和过细的实用性很强的专业知识，而对学科的基础知识教育重视不够。尽管现在许多学校也开始注重“通识教育”，但往往把它视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一种辅助性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中人文素质的教育内容。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美国大学教育理念的文章中提到，19世纪的美国教育家纽曼说过：“如果一定要赋予大学教育一个切实的目的，我的主张是培养社会的好公民。”另一位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则进一步大力倡导“要培养富有个性和合作精神的公民”，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这两位教育家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教育。当然，在这些公民中，许多人日后必定会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专家，极少数人会成长为科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日后的机遇和成长经历，尽管大学教育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从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来说，出类拔萃的人才只能是极少数，他们无须“拔苗助长”就会脱颖而出。

我个人认为，根据中国大学目前发展的现状，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培养有较高人文素质的公民，而不应该定位于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因为我们不需要如此庞大的高级专业人才队伍，毕业生中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例如10%~20%左右）将来成长为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就能满足社会需求了。这主要靠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来实现。现在社会上真正缺乏的是技工一类的技术型人才。因此要大力发展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诚然，大学有传承民族文化和社会文明的职责，有传授知识的重要任务。但是，对一个人来说，学习是终身的事，在大学本科阶段学生应该着重学习和理解学科的基础知识，培养终身自学能力，因为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要靠未来在实际工作中来实现，况且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许多专业的细节知识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就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其主要训练在于获得细节知识的人来，他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有一篇关于美国教育理念的文章中引述了哈佛大学前校长巴布博士提出的大学教育的8个目标，前7个是提高和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提高交流能力，培养分析能力，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第8个是“增长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我猜测，哈佛大学近年来积极倡导和实施的“全面教育”，就是为了实现上述8个目标，这一教育理念与德国威廉·冯·洪堡早年提出的“全人教育”理念以及爱因斯坦在1936年演讲中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在2010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说：“我们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思辨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精神以及终身学习能力。”可见无论在美国和英国，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是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他说：“要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注重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思维，培养学习思考能力。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保护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中国有一句格言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是具体的食物，“渔”是教人家怎么捕鱼。“鱼”象征一个具体知识，“渔”象征一种能力。这一格言生动地说明了“培养能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如何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加强人文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英国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在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介绍经验说：“学校为学生创设学术环境，不仅仅在教室当中，还包括教室之外，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让学生学会相互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在校园生活、学习的同时，要参加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戏剧、音乐、体育、志愿者社团等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学生能够去发现自己其他方面的重要潜能，产生一些和自己的学术兴趣完全不同的兴趣。”这就是说，在大学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合作精神、自信心等人文和心理素质有很大作用。

这一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牛津大学还对学生采取“导师制”的模式来进行能力方面的培养，即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指导他们读学术著作和论文，培养他们的跨专业、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能力。这是一种特别的“英才教育”。“导师制”的模式即使在英国其他高校也难以效仿，但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一些高校也有由极少数优秀学生组成的“基地班”或以名人命名的“冠名班”，对这些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可以采用类似的模式来进行特殊培养。

即使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培养能力也是第一位的，就是要把研究生培养成具有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与大学学习阶段不同的是，指导老师除了可能要给新入学的研究生上基础课外，基本上不直接承担传授知识的任务，而是间接地对学生给予指导。研究生主要靠自学和学生间的互教互学（即讨论班）的方式来学习。导师应该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对学生要“教学相长”和“因材施教”。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对研究生培养上如何应用孔子的这一治学思想？我认为：导师对学生的首要职责是“引”和“导”，即首先要引导学生对一门学科知识产生好奇心，这就是孔子说的“知之”；其次，要通过对学生经常性的赞许和肯定来激发学生对学习这门知识的兴趣，以达到孔子说的“好之”。最后，导师要以自己的洞察力和学识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课题，使学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获得一种乐趣，以达到孔子说的“乐之”这一治学境界。

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一环

在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中，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是重要一环。事实上，前面列举的哈佛大学教育8项目标中的7项能力，大都和一个人的人格和素养有内在联系。什么是“人格”？《中国大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是：“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这些心理特征包括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爱好、倾向性等。”研究表明，基因遗传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约占50％。但是，后天的环境、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大学阶段，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是“认识自我、重塑自我、人格再造”的关键时期。最近发生的“药家鑫杀人案”和“中南大学命案”等一系列大学生杀人的恶性案件，不仅反映了社会和家庭教育的缺陷，更反映了大学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应该引起我们对中国目前大学教育进行深层次反思。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应该刻不容缓地提到大学教育的议事日程上来。

教师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教师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学生是加强学生人格修养教育的重要一环。在教书育人过程中，除了通过授课传授知识外，还包括对学生人格和素质的培养。教书是知识的传授，育人是道德的熏陶。“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很好地体现了“教书育人”的理念。教书是教师的天职，教好书是教师应追求的起码目标，教书是手段，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育人。

现在大中小学都在强调素质教育。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古往今来的许多事例证明，素质教育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人才，尽管从事的职业不同，但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于一身，表现出全面的良好素质。”什么是素质教育？国家教委在《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的解释是：“素质教育是……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这一提法显得有些空泛。我认为培养良好的教养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所谓“教养”，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包括礼貌、规矩、涵养、风度等等，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素养。自古以来国人对教养很重视，《三字经》里面就曾经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强调了家长和老师在培养人的良好教养中的作用。所以老师们应该不光是教授具体的知识，同时应该言传身教，老师自身的教养对学生影响很大。素质教育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许多时候，所谓的“思想教育”成了空洞的、泛政治化的说教，其作用往往适得其反，用“说教”方式进行素质教育训练出来的人有可能成为有多重性格的人和伪君子。

另外，美育与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什么是“美育”？“美育”就是审美教育，美育可提高一个人对美的感悟能力和对美的鉴赏能力，提高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艺术对一个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艺术的熏陶对人的品格、情操和社会行为都是有深刻影响的。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叶朗教授在2010年8月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上说：“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当代美学应该回应这个时代要求，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的问题。”我很赞同叶朗教授的看法，应该把美育与艺术教育列入大学素质教育的教程。

改革考核评价体制是中国高校的当务之急

大学是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教师做科研和承担一些国家科研项目是必需的，这也是能够教好书、育好人的必要条件。对教师在科研业绩方面进行考核是重要的，是不容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考核往往只看发表论文数量，不看文章的质量。另外，忽视了对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业绩的考核，这是非常有害的，这客观上导致了当前大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其后果是学生产生厌学和弃学情绪。去年12月有一位大学毕业生在网上发了一篇对该校教育“反思”的帖子（万言书），内容真是触目惊心。他对该学校的当前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地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这一描述可信性如何？是否带有主观片面性？我的判断是基本客观的，而且这种状况有相当的普遍性。

当前，许多大学都把发表规定数量的SCI论文作为晋升职称的硬指标，更有些学校把出版所谓的“专著”也作为晋升教授职称的一项硬指标提了出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教授都要出版“专著”，全国该有数量多么庞大的同一专业的“专著”？因此，改革考核评价体制是中国高校的当务之急。通过“量化指标”和计分式的手段对教师的科研业绩进行考核是高校学术管理行政化的一个主要表现，这种评价体制的严重弊端就是造成教师的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和轻视教学。其实，评价一项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应该看它在相关专业产生的影响，以及同行对论文的公开评论和引用情况。对教师科研业绩的考核应由所在单位的学术机构去做，行政管理部门不应该具体介入。此外，应该明确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是教书育人，学校应当把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业绩纳入教师评价和考核体系中。在对教师职称晋升时，不能只考查教师的科研成果，也要看他的教学成果和对学生人格培养方面的业绩，甚至还应包括对教师自身的品格修养的考核。对那些教学成绩突出、品德优秀而科研成果相对较弱的老师，也应该敬重和给予晋升。鉴于当前许多高校的教学质量存在滑坡的现象，学校要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选拔和培养。在聘青年教师过程中，不要过分看重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而要重视对他们的课堂教学能力、社交能力和人文素质进行全面的考核。

关于对大学生的考核，现在几乎所有大学都要求每个大学生写毕业论文，这不仅加重老师和学生的负担，而且客观上助长了学校中的弄虚作假和论文抄袭之风。我个人认为，学校可以鼓励一部分优秀学生做些科研和写论文，但没有必要把写毕业论文作为大学生能否毕业的一项指标。这一指标表面上很硬，实际上很软，因为人人都能想办法达到。

结束语

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是有较高人文素质公民的一项基本品格。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缺少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社会上出现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事件就得不到舆论监督和揭露，社会就不能和谐健康发展，就有可能陷入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思想瓶颈时，更需要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语），引领社会进步思想的潮流。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引领了法国大革命。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结尾处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应该成为大学培养出来的有较高文化素质公民的社会责任。从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来观察社会，只有当社会上各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经过碰撞、交流和沟通，融合成为有社会共识的主导意识形态时，社会才是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才是和谐进步的。在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应该鼓励大学生们关心国是，表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扬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