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倩儿
5年内花500亿新台币补助台湾重点高校，结果会怎样？

台湾学术界交出了这样的答卷：与没有补助前的5年相比，受补助大学在核心期刊《自然》、《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仅仅多了两篇。

今年5月初，《中国时报》对此发表系列报道，细数台湾学界在此项大手笔计划下的种种表现，指出该计划“造成各大学忙着生产论文，教授及学生变成机器，大学丧失了原本该有的多元功能”。报道还援引台湾高等教育评鉴中心的评论，指出在巨额补助之下，大学论文数量剧增，但论文质量不高，被引用率偏低。

这项被俗称为“5年500亿”的计划，自2006年起实施。按照计划，台湾当局每5年拨款500亿新台币补助一些在政府评估中胜出的高校。今年4月初，第2期补助资金刚刚投放给12所大学。

尽管台湾教育当局旋即出面辟谣称，《中国时报》的报道是“误解”了相关数据，但针对“5年500亿”的非议仍然铺天盖地涌来。

毕业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2002年经“百人计划”引进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教授程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指出，“5年500亿”计划在某程度上是受中国大陆“985工程”的启发。“当看到大陆增加投入之后，重点大学的论文发表数目激增，台湾也开始砸钱。”

而眼下，台湾的科研也面临着与中国大陆相似的问题：论文数量多却质量低下。“大陆的论文数量应该在几年内就会超过美国了，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能力去改变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程曜颇为忧虑地说。

在“5年500亿”的带动之下，急功近利的氛围蔓延整个台湾学术界

在程曜的眼中，台湾的“5年500亿”计划与大陆的“985工程”有一个共同特点——迷恋“对数字的控制”，强调“目标明确，可以检验”。

在2006年首次投入资金之前，台湾教育当局就为“5年500亿”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令台湾10年内至少有1所大学进入“全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5年内至少有10个研究中心成为“世界一流”。

为了保证目标的实现，台湾教育当局设立了一整套评估指标，考核大学“科研绩效”、“基础建设”、“经营管理”的成效。所有希望在“5年500亿”中分一杯羹的高校都必须接受评估，在受资助期间，评估也分阶段进行，一旦评估不达标，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在台湾大学博士班二年级的学生谢宜桓看来，“5年500亿”就是让拿到钱的学校去完成政府设立的目标。5年前，谢宜桓亲眼看着得到最多补助的台湾大学开始以“前进百大”的目标而努力：教室逐步电子化了，图书馆新增了电子数据库，短期出国交流的项目变多了，学校还聘请了一批新老师。在2008年的“八十”校庆之余，台湾大学还明确打出了“八十台大，前进百大”的口号。

2009年，台湾大学首次进入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世界大学排名》的“百大”之列，位居95名，这被台湾教育当局与台大校方认为标志着“5年500亿”目标的实现。

然而很快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同年上海交通大学所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台湾大学仅仅排在第150名。

“谁能告诉纳税人，百大到底以哪个单位的指针为准？”台湾南华大学社会所专任助理薛淑美认为，“前进百大”很可能只是一场数字游戏，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所名校能“在5年之内完成其学术功业”。

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彭明辉看来，“前进百大”的游戏不仅没有扶植“学术功业”，反而带来严重的恶果：它通过强调“3I”与论文数量的“科研绩效”评估，加速了台湾“学术文化之沦丧”。

“3I”是SCI、SSCI、A&HCI的简称，具体指代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根据台湾教育当局2005年公布的“5年500亿”计划书，发表在这些数据库的论文数量是评估一个大学“科研绩效”的重要指标。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周祝瑛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解释说，这样的指标自上而下地增加了大学教授发表论文的压力——学校为了有漂亮的“成绩”，把教授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职称挂钩。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都有不同的论文数量要求。

“5年500亿用SCI、SSCI绑架了所有优秀的学者，”彭明辉在其博客中指出，“我们有的是一流人才、二流文化、三流制度。”

彭明辉发现，“5年500亿”的效应之下，“只问业绩、不论手段”逐渐成为新竹清华大学的主流。

“尤有甚者，以不当手段被封为讲座教授、特聘教授的人，开始公开表示5年500亿是他们争取到的，有权利分到比较多的资源。” 彭明辉在博客中写道。

周祝瑛还进一步发现，虽然在台湾150所高校中，只有二三十所著名高校去争取“5年500亿”的补助，但这一计划的评估模式却有“带动作用”，影响到全台湾的高等教育。

周祝瑛感觉，在“5年500亿”的带动之下，急功近利的氛围蔓延整个台湾学术界。

大学成为养鸡场，教师忙着下金蛋

在周祝瑛的记忆中，其实早于2003年，台湾学者对论文的态度已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那一年，台湾教育当局首次采用“3I”等指标考评各大高校的学术表现。一向偏爱写专题书的周祝瑛发现，她申请的课题变得难以通过审批。由于担心得不到研究补助，她只好调整自己的“游戏规则”。

“大家都这样玩，那我只好也去写论文。有了几篇发表在SSCI上面的东西，就比较好办了。”周祝瑛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彭明辉也认为，台湾学术文化的“沦丧”是逐渐累积的，但“5年500亿”却快速催化了这个过程。

为了轻松应对“5年500”的指标，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投机取巧，专挑符合“3I”标准，但影响力较低的期刊发表论文。

4月28日，在题为《亡台从5年500亿开始》的博文中，彭明辉更加深入地披露了他身边的大学教授如何发展各自的“论文产业”。

彭明辉介绍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稿多投”。例如，材料系的教授会把同一套实验方法应用在五六种性质相近的材料上，再把实验结果写成题目与正文乍看都不相同的论文，同时投寄给不同的期刊。

“更厉害”的教授则招收大量研究生，在自己所指导的研究生论文上“挂名”。相熟的学者“互相挂名”也是家常便饭。

在这样的“论文产业”中，研究生也成为了“福特汽车式论文生产线”的重要一环，基本学术能力的培养反而被忽视。 彭明辉说，在一个教授手下，硕士生往往先指导本科生做实验，然后把实验结果的一部分当作自己的硕士论文成果，硕士生上面的博士生又再次利用同样的研究成果发表论文，轻松毕业，最后教授就可以在硕士生与博士生的论文中“挂名”。

这些快速累积论文数量的捷径还催生了台湾校园里的一个新群体——“学阀”。“‘学阀’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头耕耘不是很久，但是发论文比较多，很快就出头了。这有点像军阀，是负面的。”周祝瑛说。

一些位高权重的大学校长也加入这场讨论。众多台湾高校校长出面抨击“5年500亿”使大学变成“论文机器”，台湾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更讽刺地把高等学府比作“养鸡场”。

“大学成为了养鸡场，大学教师成为帮政府下蛋的金鸡，却无暇带小鸡。”5月26日，赖鼎铭在参与台湾“立法院”有关高校评估机制的公听会时说，台湾教育当局过分重视“金蛋”一样的论文。

面对这样的情况，台湾教育当局也不得不出面干预。

5月5月，台湾“教育部”次长林聪明明确表示，接受第2期“5年500亿”补助的高校必须杜绝“互相取巧”的现象，“若无实质贡献，不能互相挂名”，否则不排除严惩。

但在彭明辉看来，学术风气的沦丧难以挽回，他在自己的新竹清华校园中，再也找不到“明辨是非，破除愚盲，探索社会发展之未来，培育后进，以促进社会之公共福祉”的学术传统。4月底，55岁的彭明辉向校方提出辞职，原因是“感觉不满学术风气的败坏，但自己无力阻挡”。

什么才是一流大学

在程曜看来，要推动教育的发展，“钱当然很重要”，但在“砸钱”之前，需要先弄清楚“什么才是一流大学”。

在这位对大陆和台湾教育界都颇为了解的学者心中，一流大学的精神是“做引领人类前进的科研，做不为人所喜，可是对未来有益的事情”。

然而在彭明辉与周祝瑛看来，“5年500亿”正在迫使台湾学者做“为人所喜”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利于台湾自身的发展。

周祝瑛介绍说，由于SCI、SSCI等索引数据库主要收录英语期刊，“偏重美国议题”，将会使越来越少的台湾学者研究本土问题。

彭明辉也担心，盲目追求国际排名与国际标准将会逐渐切断“学术与台湾社会的关联”，台湾的产业竞争力因而被“瓦解”。

为了寻回程曜所说的大学精神，台湾学者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去年10月，作为台湾政治大学教师会会长的周祝瑛发起了一系列探讨大学教育的沙龙。

大学精神是什么，评估制度下的大学精神怎么了，什么是优良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的任务是研究还是教学等都是沙龙的主题。其中的一次沙龙，周祝瑛找来了研发SSCI索引数据库的美国公司亚洲区负责人对话，希望了解被奉为学术权威的SSCI的真正作用与意义。

周祝瑛还联系其它高校老师，发起了一场名为“反对独尊SSCI、找回大学求是精神”的联合署名活动。目前，该活动已经得到超过1700位台湾教授的签名支持。

虽然最新一期“5年500亿”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周祝瑛说，联合署名的教授仍然希望能够修改其中的评估制度，“调整整个游戏规则”，甚至希望“这5年做完之后就不要再做了”。

今年5月26日，联合署名的多位教授出席了台湾“立法院”的一场公听会，与台湾教育当局讨论有关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条例。

周祝瑛说，她发起这一系列活动是受了云南大学教授董云川所著的《找回大学的精神》的影响，希望找回“教自由，学自由，独立自主，追求真理，培养人才”的大学精神。

而早在这位大学教师之前，台湾大学的一群学生也在2009年4月发起了一场名为“百大维新”的活动，希望摆脱外界的评鉴指标的局限，自己给自己的大学打一次分。

这场“学生自办评鉴”的评估指标包括体育场地、社团活动、校园安全、绿色校园、永续环境、通识教育、社会责任等6大项，这些问题“跟学生有关，却从未被国际指标所提及”。评估过后，这群学生把评估报告交给台大校方。

今年4月初，在“5年500亿”所有受补助高校中，台湾大学再一次拿到最高补助金额，台大校长李嗣涔继而公开表示要“带领台大迈向世界前50大”。

回顾两年前的“百大维新”，台湾大学本科4年级学生陈乙棋认为，虽然这个活动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台湾大学的发展方向，但增强了学生对自己大学的认同感。

“一所大学的价值要发挥到淋漓尽致，是要从下而上，然后政府适时地提供资源，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而不是政府已经设定一个目标，硬塞给你一笔钱，让你达成这个目标，”陈乙棋说，他并不是不看重排名，但“排名只是一个结果”，在实现排名的过程中，应该是大学所有的成员“共同创造制度、规则和大学的核心价值”。

在程曜看来，虽然“5年500亿”让台湾学术界变得更加“急躁与急功近利”，但还是有一点积极的影响：“毕竟才5年过去，台湾就已开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