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发展的主流并不像以往有些西方数学史家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单一的希腊演绎模式，还有与之平行的中国式数学……

数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科技门类之一，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古代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鲜明的特色。前不久，《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主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郭书春。

《中国科学报》：您主编的这部书有何特色？在学术上的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郭书春：这部书是近百年中国数学史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既汲取了以往同类著作的长处，又有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关于中国数学史的分期，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看法。我们赞同钱宝琮的思想，认为数学 史的分期应以数学内部的发展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相应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和思想、文化背景，因此，我们结合30余年来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新成果，将中国数学史分成6个时期。

其次是尊重并认真研读原始文献。这本来是对数学史工作者的起码要求。但是，不客气地说，一个世纪以来，不认真研究原始文献，对古文进行曲解，随意删节、篡改，在数学史研究和著述中并不鲜见。

第三，本书力图探索各个时期数学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

第四，本书重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探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是，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形式 逻辑，尤其没有演绎逻辑。推崇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学者也未能免俗。比如李约瑟说：“在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所谓成就都 是经验的积累，没有推理和证明，总之，是没有数学理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说中国古代数学重视实际应用是不错的，但由此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没有理论，就失之于偏颇了。

《中国科学报》：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郭书春：中国数学是世界数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公 元前3~1世纪至公元14世纪初一直居于世界数学的先进水平。系统总结中国古代数学及其向现代数学的转变，不仅能促进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数学史的了解，而且有助于阐明中华科技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崇高地位，激发我国当前在科技上的自主创新。

学术界包括数学界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古代数学有偏见。中国传统数学在上世纪初中断，中国数学全盘西化，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也出现某些问题，比如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某些优秀思想和方法丢掉了；又如相当多的人同时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认为中国古代数学落后。还有人阻挠、反对研究中国数学史，对中国古代数学并不了解，就全盘否定。

《中国科学报》：西方数学史家克莱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中曾提到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郭书春：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跃居世界的前列，并向亚非及美洲扩张，使他们养成了欧洲中心论思想，加之近代中国数学落后，西方人一般鄙视中国古代数学。当他们从日本学者三上义夫的书中知道了中国古代数学的许多成就时，由于他们固守西方中心论或其变种，便不顾起码的编年史，也不要任何证据，就说中国数学是从巴比伦、希腊甚至比中国晚出的印度等地传入的。他们编著的数学史著作，大都根本不提中国古代数学，甚至将中国与日本、玛雅的数学一道列入“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而略而不论。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1900~1995）根据自己以及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学者的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成果指出，在数学上，“在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250年之间，从中国传出去的东西比传入中国的东西要多得多”，批驳了中国古代数学源于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印度的谬说。中科院院士吴文俊关于中国传统数学特征的论述，为从理论上回答什么是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彻底解决中国传统数学属不属于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的问题开辟了道路。

吴文俊指出：“在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 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世界数学发展主流的问题。数学发展的主流并不像以往有些西方数学史家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单一的希腊演绎模式，还有与之平行的中国式数学，而就近代数学的产生而言，后者甚至更具有决定性的（或者说是主流的）意义。正是以中国数学为其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数学，包括数学方法和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传统，传到欧洲，与发掘出来的古希腊数学相结合，促使数学模式和数学观的改变，从而开辟了文艺复兴后欧洲数学的繁荣。